旧版《启功丛稿》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，距今近20年。钱钟书先生抱怨，无奈的读者买不到书，就向同样无奈的作者求援。现在的读者聪明了，他们也向出版社申诉。蒙作者对中华书局的信任，不仅最终应允重版，还将20年来的大部分新稿一并交给书局，这样，我们就得以看到三册一套的新版《启功丛稿》，分别是“论文卷”、“题跋卷”和“诗词卷”。
相对说来，学术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拒绝大众进入的，而艺术尤其是流行艺术则易为更多人喜爱。启功先生更为众所感兴趣的形象似乎是书法家，当然有自身的原因——谁让他的书法精警劲拔，太招人爱呢，但仍不妨碍其成为上面这个观点的一个佐证。
说启功先生是一个书法家，当然不算风马牛不相及的“误读”，但至少是见木不见林的“偏见”。我们不必拿现在已不甚“值钱”的“教授”“博导”等专业头衔和永远都会很“值钱”的“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”、“中央文史馆馆长”等学术官衔来慑服人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煌煌三册新著，就能最有力地说明不流行的学术是如何敌不过流行的艺术，当然同时说明我们的偏见有多么严重。一位读者表达他的感受：“读完由《论文卷》《题跋卷》《诗词卷》组成的《启功丛稿》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头衔来称呼启先生。他的《论文卷》《题跋卷》中有那么多深奥的学术论文，涉及的门类包括书法、绘画、碑帖、文物、文学、语言、艺术、历史、宗教，涉及的学问包括鉴定学、考古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、民俗学、文献学、校勘学、佛学，真可谓博学多闻。”（赵仁?《读〈启功丛稿〉》，《书品》1999年第5期）我想这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阿私之言。
固然不必要求也不能期望学者与艺术家在大众影响上相抗衡，但对于集艺术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人，由于我们的无知而执于一隅，漏掉很多本可以不漏掉的精彩景致，不免有些可惜。何况就启功先生来说，他的学术中完全贯穿着他的艺术中所体现的那种气质与性灵，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艺术创作的一种延伸，甚或可以说，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，我并且因而愿意武断地下一个预言：喜爱启功先生艺术的人，也一定会喜爱他的学术呢！
《丛稿》中当然不乏上引文章所提到的种种丰富的知识，它对许多学术史上的悬案所作的穷尽式研究，初发表时就产生过广泛影响。但同样值得珍重的除了对于学术之真的追求外，还有从中透露出来的作者本人的性情之美。我们读他的文章，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“为文之乐”，作者的智慧、才情，乃至写到得意处那种破颜偷乐的声气、表情都宛然可见。同博大深邃的内容相比，这些当然只算是小焉者。但岂不闻孔夫子有“不贤识小”之论，最让“不贤”如我者怦然心动的正在这些地方。举两例以明之吧。
《〈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〉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》末有这么一段话：“般若的译义是智慧，波罗蜜多是到彼岸。‘心经’是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’的简称，也有简称‘般若心经’的。此碑《心经》的尾题作《般若多心经》。如从全称，他少了‘波罗蜜’；如从简称，又多了一‘多’。可见怀仁这个和尚对于佛教所谓‘外学’之一的书法虽那么精通，而对于佛教所谓‘内学’的经典，却如此疏忽，恰可说是外学内行而内学外行了。”又《跋〈艺舟双辑〉》：“包慎伯云：‘用笔之法，见于画之两端，而古人雄厚恣肆，今人断不可企及者，则在画之中截。’又云：‘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，则人人共见矣。’充此说也，则板凳、门闩、房梁、枝干，无不胜于古帖之横直画，若铁轨绵延，累千万里而不见两端，惜慎伯之不及见也。”
这种顺手牵来的讽刺以幽默的语句出之，正可谓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”，在书中比比可见。夜阑人静，灯下每读至此，使人不禁拊髀而笑。可这些又岂仅仅是博人一粲的玩笑？其中蕴含的学识人所共见，会心的读者难道不能从中体味到一种诗人的气质，一种哲人的眼识，一种通人的胸襟？在这里，学识固然是重要的，光有它又远远不够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学识可以日积月累，“取之有道”，气质、眼识、胸襟更多的却是关乎人的心性与禀赋，“求之无方”。
《丛稿》中的文章从结构到措词都经过精心磨炼而又臻于自然，并不觉其磨炼的痕迹，正当得起刘熙载评古乐府的话：“极炼如不炼，出色而本色，人籁悉归天籁矣。”（《艺概·词曲概》）因而其篇幅可长可短，体裁或文或白，却无不像一件件艺术品，珠圆玉润，灵光四射，令人欢喜赞叹，爱不释手。读者诸君，试读其书，必当以愚所言为不虚也。
启功先生数十年来创作大量旧体诗词，这次是最集中的一次刊布。以愚之浅见拙识，他的诗风与聂翁绀弩最相仿佛，其成就亦正堪与其相比肩，而环顾当代旧体诗坛，亦正以此二公为最富特色、引人入胜也。程千帆先生评聂翁诗：“作者是诗国中的教外别传，正由于他能屈刀为镜，点铁成金，大胆从事离经叛道的创造，焕发出新异的光彩，才使得一些陈陈相因的作品黯然失色。”（《读〈倾盖集〉所见》）我以为完全可以移评《启功丛稿·诗词卷》。当然，二公的不同处也在在皆是，限于篇幅，不遑多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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